你不开心，都怪活得太有用

自由而无用 

人生意义到底是什么呢？

吃得好一点，睡得好一点，多玩玩，不羡慕别人，不听管束，多储蓄人生经验，死而无憾，这就是最大的意义吧，一点也不复杂。

 ——蔡澜

01

上次搬家，叫了辆小面包车，跟车时候，坐在副驾驶和司机师傅闲聊。

谈到上学，他语气不屑，“我就没读过大学，高中没上完就出来混社会，现在有一家门店，给媳妇儿看着，她也不用上班受气，我平时还能开车拉拉货，帮你们搬搬家，现在准备首付买房了，过得也挺好。你们这些大学毕业生还不如我们，家里有个表弟今年毕业刚找到工作，工资才4千，你说多上那几年学有啥用？”

一想到，我还没钱首付，果然不如他，就没反驳，也没有心思再搭话了。

这就好比逢年过节，亲戚朋友齐聚一堂，推杯换盏间，哪个叔叔把脸转向你，“xx，你现在混得怎么样啊？工资多少？”

一句话，犹如惊雷，抛入人群中，在座无不侧耳倾听。

工资是悬在头顶的达摩克里斯之剑，说多了，会引出“发展前景怎么样啊？”“什么时候能升职啊？”等等一连串升职加薪扬名的灵魂拷问；往低了讲，又会招来“这孩子念完大学都傻了，还不如隔壁不识字的老王赚得多。”

这两类人的逻辑都是，上大学是为了“赚钱”，赚不到钱则等于“读大学没用”。

那他们眼中什么才算“有用”呢？

在校读书时，但凡能够提分、考级、升名次为“有用”；进入社会后，跟升官、发财、出名有关的，都算“有用”。

这话有错吗，好像也不全错。但是如果整个社会只认同这一套价值观，那就很容易掉入急功近利的循环里，国民钻营、走捷径、不求创新自然会把民族再次拉向闭塞的深渊。

02

前几日，在公车上听到两位家长交流暑期班心得。

“我家宝贝在上艺术课，上午、下午各三个小时，舞蹈绘画书法都有，这个假期可充实了。”

“我儿子在上钢琴课，不像女孩子能学这么多，可能过两天还会报个班学学拼音，这样进入小学上课就不会这么吃力了。”

天哪，课程排这么满，我猜测孩子至少上小学了，原来还只是幼儿园。

我们的孩子在这样催熟的大环境下，从幼儿园到大学，摇身一变，成了只看利弊、有用与否的功利之人，也不足为奇。

白岩松在一则演讲中提到：“比如在高等学府里，现在的学子提的问题跟过去不一样，都有指向性和目的性，功利性极强。‘怎么办’、‘应该怎么选择’、‘直接告诉我一个答案’。”

一位极尊敬的大学老师曾在课上语重心长地说：“你们走出校园的时候，如果能想清楚自己这一生要做什么样的人，那这四年就是成功的。多尝试，多体验，别被条条框框束缚住，坚持自由独立的思想，这比绩点、奖学金重要多了，很多人活了半辈子都只顾眼前，脑子被别人安排满满当当，很可悲的。”

03

清代沈复在《浮生六记》中记录了许多童年趣事，其中一则《童趣》，我们在初中时还背过。

“夏蚊成雷，私拟作群鹤舞于空中，心之所向，则或千或百，果然鹤也；昂首观之，项为之强。又留蚊于素帐中，徐喷以烟，使之冲烟而飞鸣，作青云白鹤观，果如鹤唳云端，为之怡然称快。”

夏日，闲来无事的小孩将蚊子困在帐子里，把他们假想成展翅高飞的鹤群，还会喷点烟雾，作一幅青云白鹤图。

这种孩童的幼稚玩法，当时读来不觉什么，现在回味过来，每每感慨在无用中寻得的浪漫，得多珍贵啊，才让沈复在多年后还能写出这快乐的余韵。

有人说：“童年是人生的故乡。”作家们把童年当做创作的源头，探取记忆时，小心翼翼，唯恐惊扰了当年那颗童心。

老舍曾在家信里对妻子说：“至于小雨，更宜多多玩耍，不可教她识字；她才刚刚四岁呀！每见摩登夫妇，教三四岁小孩识字号，客来则表演一番，是以儿童为玩物，则忘了儿童身心发育甚慢，不可助长也。”

孩童对世界的探索正是从这种“无用的玩耍”中开始的，反观现在的教育口号，“切莫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”，这呼之欲出的拔苗助长之意，老舍要是听到，该多痛心啊。

04

复旦大学提倡“自由而无用的灵魂”。

30年前，这样的追求并不只在一个大学校园。那时，整个社会都是诗意的壮举。

80年代末90年代初，一个白衣飘飘的年代，一群热血冲动的年轻人，创造了中国的摇滚乐。

1985年，英国威猛乐队成为首支来华演出的西方流行乐队，4月10号演出这天，北京工人体育场涌入了15000人。虽然大多数人事先并不了解这支在西方炙手可热的乐队，但并不影响观众们对音乐的狂热。

会场上，外国人都兴奋得跳了起来，中国观众一个个激动得脸通红，还不知道怎么舞动肢体来释放这种兴奋。

这场演出煽动了上万人的情绪，更重要的是它启蒙了两位中国摇滚教父级别的人物，崔健和窦唯坐在台下，激动得不能自已。

一年后，崔健也登上了工体舞台，他抱着吉他，挽着裤管，一脸倔气地唱着“我曾经问个不休，你何时跟我走，可你却总是笑我，一无所有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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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一无所有》红遍大街小巷，人们才发现原来唱歌还可以这样，他的海魂衫、红领巾成了新时代的叛逆标致。

七年后，窦唯、何勇、张楚组成了“魔岩三杰”，在香港红磡体育馆开了场史无前例的摇滚演唱会。后来人们常怀念起，那是中国摇滚乐巅峰的一年。

但在一开始做音乐时，并没有人想过这东西有没有用，他们光凭着一股子热血，就去做了。

那时候还经常突发奇想，去街头卖唱，有窦唯、陈劲、邓讴歌、欧洋、何勇等等，唱嗨了即兴来段舞蹈，还真有人捧场，扔下点零钱，往往一场收个十几块钱，一群人浩浩荡荡去买酒喝。

后来，市场化大潮冲击，人人忙着赚钱超前挤，没人听卡带了，也没人听摇滚乐了。

理想随着千禧年的到来，在他们身上捉襟见肘，有人疯了，有人失语了，有人成仙了。

北岛在《波兰来客》里写：“那时我们有梦，关于文学，关于爱情，关于穿越世界的旅行。如今我们深夜饮酒，杯子碰到一起，都是梦破碎的声音。”

05

一个还有文学、爱情、旅行梦的人，在现实与理想的夹缝里求生，很残酷，很艰难。

朋友爱读书、写文章、看话剧，也会摄影、插花，不爱去丽江，也没去西藏朝圣，总而言之是个不矫情、有烟火气的文艺女青年。

毕业后，被花式招聘文案吸引，去了一家小公司，每天加班到半夜。

照理说，她这行业不是催命似的天天要加班赶点，原来是公司固有的加班文化作祟。

她说：“下班时间一到，冲锋号角才吹响。同事们也不闲聊了，都一个个正襟危坐开始干正事了。”

她倒是个急性子，做事雷厉风行，到点了，事儿早就做完了，部门主管还在位置上坐着，整个部门都有一种严谨忙碌的氛围。

第一天她觉得奇怪，但还是按时下班了。主管当天晚上就在群里强调，部门要共进退，不要搞个人主义，明摆着含沙射影。坚持了一段时间，她实在坐不住，就提了离职。

主管一脸和善地摆事实讲道理，“我知道你们小年轻都崇尚小资情调，下班回家看个电影，烤点小面包，和男朋友花前月下。但你要知道这些都没有意义。我现在都没有周末，跟以前的朋友也都不联系了，他们觉得我眼里只有工作，确实我现在也没有别的话题想要闲聊，但这样的生活很充实。”

朋友被洗脑回来问我，“你觉得主管说得对吗？我就想看看书、电影充充电，写写文章，给大牛投投稿，这就是自甘堕落吗？”

这个问题我无法回答，但这个公司明显组织无序、效率低下，朋友后来想明白还是离职了。

她说：“无用之事也挺好的，生活没有调剂，人跟机器又有什么分别。”

06

生活的美妙在于未知，我们不知道下一刻生活会发生什么，但每一分钟都在为它准备着。

2005年，一个叫滕华涛的导演33岁了，毕业十年，还没有拍出一部让人叫得上名的作品，压抑到抑郁失眠。

编剧朋友推荐他去看本网络小说，起初权当消遣，翻开竟连夜读完了。滕华涛决意改编成剧本，开拍电视剧，这本网络小说正是作家六六的《双面胶》。

商榷版权时，六六问他：“你从我的小说里看懂什么了？你就有信心让我把这本书交给你。”

他说：“我看到的不只是婆媳打架、婆媳斗争这么一个故事，还看到了2000年左右中国社会的变化。”

这番话打动了六六，滕华涛当真不只是说说而已，他都拍到了镜头里，《双面胶》首播当日收视率就打破了两位数，一举蝉联了收视冠军。

随后的《蜗居》《裸婚》《失恋33天》《王贵与安娜》，滕华涛确立了这种风格题材的电视剧，事业也走入黄金期。

很多人质疑，一个三十多岁的导演凭什么一拍就红了？

他们不知道的是，1995年毕业后的十年间，滕华涛读过很多书，拍过很多片，警匪片、爱情片、古装剧、偶像剧，反正电视电影都尝试了个遍。

没有人欣赏，就相当于在业内一事无成，艺术的大门向他敞开，却没有回报以鲜花掌声。

那时候，心怀一腔盲目的热情，在这条旁人觉得“不务正业”的路上，默默无闻走了十年。

不是哪个人都能从婆媳关系的小说里，一眼就看出时代的变迁、社会的阵痛，而这种结论，也不是多上几次课就能得来的。十年不鸣，才有这一鸣惊人啊。

梁文道总结过：“读一些无用的书，做一些无用的事，花一些无用的时间，都是为了在一切已知之外，保留一个超越自己的机会，人生中一些很了不起的变化，就是来自这种时刻。”

07

不做无用之事，何以遣有生之涯，这话形容蔡澜再合适不过。

香港四大才子之一的蔡澜，把日常无用之事做到极致，也活成了别人仰望的有趣生活。

金庸评价他：“见识广博，琴棋书画、酒色财气、吃喝嫖赌、文学电影，什么都懂。他不弹古琴、不下围棋、不作画、不嫖、不赌，但人生中各种玩意儿都懂其门道，于电影、诗词、书法、金石、饮食之道，更可说是第一流的通达。”

而蔡澜呢，生活着实不像我们想象中的文人高士。

每天六点起床，看看电视、读读报纸，给金鱼换水，侍弄花草，就拎上篮子去逛菜场。可以说，他的灵感就来自生活，在这些琐碎的事物中，完成了吸收、转化的过程，一旦坐下来就可以挥笔而就。

别人请他到北京玩，他连尝了36道老北京点心，可别叫他“吃货”，因为他说“好好的人，偏要当‘货’，多难听啊。”

不光为了口腹之欲，吃完这些，回去就把它们写下来，便是一篇美食杂文。

他的专栏就写些花鸟鱼虫、美食美景、人生杂谈等，而这些“无用之事”，却被他经营得活色生香。

周国平说：“世上有味之事，包括诗，酒，哲学，爱情，往往无用。吟无用之诗，醉无用之酒，读无用之书，钟无用之情，终于成一无用之人，却因此活得有滋有味。”

中国人喜欢追问意义、价值，很多事美就美在体验的过程，非要扯上意义和价值，就显得俗套。

做一道烘焙，养一盆多肉，都在于过程，非要拔高境界，就是好吃和好看。然一个人天天这样刨根问底，得多没趣。

08

我们的世界由有用和无用之事，共同构筑，甚至无用之事还要更多些。

如果有且仅有利于“升官发财出名”的才算作有用，那么构筑我们精神世界的文学、哲学、美学、电影这些瑰宝，都成了人类社会中可有可无的存在。显然这样的推演，得出了一桩谬论。

600多年前，80岁的黄公望站在富春江畔，眼望滚滚富春江，百感交集，当即决定停下来作画，为了《富春山居图》，这位八旬老者每天竹杖芒鞋，沿江步行十几里，遇到好风景就驻脚作画，四年如一日，风雨无阻。

然而画完，黄公望把笔往江中一扔，潇洒得把画卷送给了无用师弟。

黄公望花了人生最后四年画了一幅“无用的画”，送给了一位叫做“无用”的人，听来很荒诞。

少年谋官，中年蒙冤入狱，出狱后看破红尘，游历作画，八十载风雨浮沉都在富春江前，俱往矣。这是他作画所得。

一幅画历经上百年飘摇历史，身份尊贵，故事传奇，分藏在浙江博物馆和台北故宫博物馆当镇馆之宝，也让黄公望在历史流芳。

起初这件事看来无用，可对后世来说，却是无价的。遥想当初与他同时代那些跻身官场，蝇营狗苟、翻云弄雨，看似做着有用之事的人，而今却在历史的长河连一朵浪花都没翻起。

有用之事为了生存，无用之事是供养灵魂。

生存是生之大计，却不是全部，人生在世短短几十年，如朝菌、如蟪蛄，倏忽几个轮回，往事皆如云烟散去。

每一天都要不辜负自己，做些有用的，也做点无用的权衡着来过。

庄子有云：“人皆知有用之用，而莫知无用之用也。”

知道“无用之用”，才是真的妙人，你是吗？

-END-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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